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模式需要注意的问题

对新常态问题的研究，笔者认为要搞清楚三件事。一是搞清楚经济增长潜力，科学判断经济增长潜力是避免过度刺激的基础。二是搞清楚我们要保的到底是GDP增长，还是就业增长，还是合理的失业率。三是在有了正确调控目标之后，如果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，那么应如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，包括杠杆率上升过快、经济结构重型化、国进民退、产能过剩等。

从经济学角度看，对短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至少有如下几个方法。首先，判断在目前经济运行情况下，经济是处于偏通缩还是偏通胀的状态。如果经济呈现出通缩的征兆，则表明投入品的利用率处于低位，经济增长潜力没有被发挥出来，如果在需求方加一点刺激，而短期增长速度可以得到提升，通胀不至于太高。相反，如果通胀压力较大且继续上升，则表明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潜力。

要判断经济增长潜力，应该研究并争取量化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变化因素的影响。一是劳动年龄但是，制造业通常比服务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速，因此向服务业转型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。四是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将提高民企和混合制企业占经济的比重。由于民企和混合制企业较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，提高前者占比将提高经济增长潜力。

如果搞清楚GDP的增长潜力，就可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调到底是要松一些还是紧一些。过去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，保增长就是保就业，保就业就是稳定劳动力市场。这个判断的前提是，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。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趋势、经济结构变化、经济周期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，这个关系一般是存在和稳定的。

假设宏观调控有了比较精准的目标，并确信经济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，就要想办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。过去的教训是，经济刺激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。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：杠杆率上升过快，带来金融风险；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；产能过剩严重，相对于民企、服务业来说，国企和重化工业企业多为重资产型，大量过剩产能形成后调整十分困难。

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，要解决这些导致“旧常态”下的调控模式的弊端，必须要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。这些改革至少包括：改革干部的考核体制，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考核指标，实质性的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；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新机制，比如用法规形式建立地方债务的上限、公布全口径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、建立滚动预算和债务可持续性预测、利用市政债发行来提高地方财政透明、推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、允许一些平台和国企破产和违约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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